嘉佑二年（1057）的贡举注定不凡。

这一年文曲星特别眷顾北宋，科考中文星璀璨。一方面，考官大多是仁宗这一朝的文学名家，另一方面，参加考试的举子日后大多成为北宋中后期文学、理学、政治等各方面精英。

然而，使这一年的贡举最为不同寻常的，是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科考大事，以致放榜后举子们群嘲聚骂，喧闹不休，纷纷围殴主考官欧阳修，还往他家里塞《祭欧阳修文》咒他早死。

是什么让欧阳修如此得罪士子们？

原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痛改当时的文风，下令凡是写作“太学体”者，一概不录。他拿着大红笔把所有“太学体”文章从头叉到尾，甚至还残酷淘汰了被誉为“累为国学第一”、仁宗朝“赋律集大成者”的刘几，有些夸张地斥责他“文理纰缪”。

为什么欧阳修要对“太学体”痛下杀手，被厌恶的“太学体”又是什么样呢？

“太学体”及其特点

“太学体”是从庆历四年（1044）创建太学后，到嘉祐二年（1057）欧阳修知贡举，这十几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。

这种文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迂阔矫激，文辞僻涩怪诞。也就是说，话不能好好说，那样显得太普通、没水平，必须求险求怪 、求新求奇。

比如“祖父”，就要说“吾父之王父 ”，务必追求特别，显得有学问。

“太学体”文章几乎没有流传下来的，只有些“奇涩怪诞”的只言片语，可以从中看出些端倪。

比如程颐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中有“狼子豹孙，林林逐逐”“周公伻图，禹操畚鍤，傅说负版筑，来筑太平之基”之词，刘几有“主上收精藏于冕旒之下”。读起来没确实那么平实易懂，有险怪的特征。

两年后，大臣张方平在上疏中指出了当时流行的“太学体”的三大弊端，一是内容上以怪诞诋讪为高,以流荡猥烦为赡，追求新奇、与众不同，不管是用典、写物都力求生僻，发议论也是追求奇异；二是语言“僻涩””怪诞“，能明白的事也要用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说；三是答卷不守规矩，字数远超要求的限制，觉得写的越多越厉害。

“太学体”正是有以上这些问题，欧公才极力反对这种不良之风，奠定了北宋古文平易流利的基本风格，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形成这种不良文风的原因是什么？

• 首先，“太学体”是国子监教师复古过当的结果。

宋初的京师国子监既是管理国家教育的机构，也兴办教育招收“监生”。太学建立后，派国子监讲师前去授课。

当时的诗坛流行“整饰典丽”的“西昆体”，文风也随之变得华美、浮浅，极其注重雕琢、讲究声律韵句，内容上关有风花雪月、风雷花木，有种过分追求形式美的流弊。

有“宋初三先生”之称的国子监直讲石介、孙复、胡瑗力排西昆体，他们主张“复古道”，注重义理，提倡“先经术而后华藻”，以“古道”、“诗颂圣德”来代替西昆体中衰弱的风云草木。

在他们的教学训育下，诸生逐渐追求复古、矫枉过正，形成了“太学体”的文风。

其中缔造者之一的石介，行为举止很怪异，被形容是“好异以取高”、"自异以惊世”，他在教学中也常常将狂怪之徒树立为学习的楷模，学生也只能纷纷效仿此种风气。

• 其次，士子仿作“太学体”试图走国子监捷径。

”太学体”最初流行于国子监。

国子监考生在科举中能享受许多特权。比如国子监生员在贡举中单设考场，由单独老师评卷，不占统考名额而是单独确定录取名额，并且录取比例极高，一般为1/5-1/4。

因此各地举子都想走国子监的捷径，纷纷模仿“太学体”文章来冒充国子监举子，由此造此了这种不良文风在科场的蔓延。

• 第三，“太学体”与“庆历新政”下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范仲淹主持发起了庆历新政，改贡举、兴学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。

范仲淹也同时发起了庆历兴学，学校教育的地位日益提升，太学不断发展壮大，读书之风也日益昌盛。

此时太学重视儒道，追求发扬儒道精神，而过度重视就走向了有些过激的、意气用事的“好议论”之风。

欧阳修曾反对过这种空发议论的太学风气，曾说“执后儒之偏说，事无用之空言”，反对高谈阔论，言论“矫激”地妄议朝廷大事。

因此，这种险怪迂阔的“太学体”文风也烙上了庆历时代的色彩，是庆历年间社会文化封培育出来的。

• 第四，“太学体”是北宋理学思想发展的必然阶段。

从思想史的领域而言，“太学体”这种奇怪文风并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也是“奇特之士”所写出的。

石介、胡瑗、孙复被又称为理学三先生，在理学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，太学生程颐的理学思想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嘉佑年间这种“奇特之士”的崛起，是北宋思想文化向“性命之理”的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。

“太学体”的消亡及评价

在欧阳修的打压下，“太学体”如昙花一现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

在欧阳修及其提拔的苏轼苏辙等人的推动下，平易务实、自然流畅的文风很快流行于天下，推进了古文运动的成功，引领了北宋的文学人才辈，这是欧阳修的莫大功绩。

顺便说一句，那个被欧阳修盯上并残忍刷掉的刘几，两年后摒弃了“太学体”，重新以新名字“刘辉”应考，并在欧阳修主持殿试的情况下中了状元，后来还作出《尧舜性之赋》这篇宋代的名文。

而曾与刘几同时被欧公以“太学体”修黜落的另一位著名人物，就是未来真正的道学家、杰出的思想家，时年25岁的太学生程颐。然而，与改头换面的刘几不同，两年后他还要继续遭受科考的厄运。

欧阳修像

在文学史的视野里，嘉佑二年欧公打压“太学体”、通过科举改革文风的举措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他在反对当时流行的“西昆体”骈文后，又反对了险怪的不良文风，从而为北宋古文平易流利的基本风格奠定了基础。

今天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“太学体”视为一种文病，将其定义为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的应试文风，认为它是“宋赋体发展过程中昙花一现的少年玩意”。

学者也挖掘出这种文风“险怪”的背后的积极因素，那就是当时的太学里确实涌动着一股思潮，它追求思想的深度，比范仲淹、欧阳修那一代人所理解的儒学更为深刻，思考着比欧公学说远为深入的问题。

可以说，某种程度上，太学少年生的怪险之语也正是思想深度的体现。

宋兴百年，文章始盛于天下。

经过北宋古文家长期的努力，一种既内容充实，又风格平实的散文终于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中成为主流，这种散文所表达的内容更加宽广，抒写方式更加自由，可以抒情，可以议论，可以叙事，可长可短，此后六七百年的散文发展均受其影响，这是北宋古文运动留给我国散文发展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