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语:安史之乱后,唐朝出现了严重的党争,尤其以牛李党争最为出名,两派主要争论的焦点在选官制度和藩镇割据,本文认为牛李党争是一种普通朋党政治,其发生的背景在于唐朝因为安史之乱后,中央集权严重破坏,政治摇摆不定所致。
1.从朋党到牛李党争
党在中国古代可不是什么好词,党同伐异,朋党,都是与党连用,绝不是今日政党的意思。在古代,党是不同派别的小派别,小团伙的意思,现在我们所用的意思,还是东洋的舶来品。北宋时,欧阳修还专门撰文一篇,题目就叫做《朋党论》,朋党论写道“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,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,此自然之理也。”小人与君子之间因为追求不同,而形成了朋或党,这就是朋与党的区别。
党争,自古有之,尧之时有四凶,是最早的党,到了东汉又有党锢之祸,在此之后党争更是不计其数,仅选其大略言之,唐代有牛李党争,北宋有新旧党争,明代有东林党等各种党,实在不计其数。今日,我想重点谈论唐代的牛李党争,这是唐代持续时间最长,影响最大的一次党争。
牛李党争,顾名思义,是以两个党领袖的姓氏来命名的派别,最初的党争始于元和末期裴度和李逢吉,王炎平在《辨牛李之争与士庶斗争之关系》就详细的介绍两人,而我们所知的牛党领袖牛僧孺和李党领袖李德裕,则是中后期的代表。有人认为,牛李党争,持续了近百年,最终使得唐王朝走向了灭亡,关于这点有不同的看法,但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,我想探讨牛李党争背后的因素,即反映了唐朝政治情况的变化,这是牛李党争背后反映的历史。
牛李党争的实质,陈寅恪先生认为是山东士族与山东寒族、江左士大夫之争,关于这点,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,比如胡如雷就认为牛李党争是属于朋党政治,我赞成胡如雷的看法。牛李党争看起来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出身,但是从家庭出身来看,李党里面也有出身科举的人,牛党也有出身门荫家庭的人,与其说两派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,不如说两派实际上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裂更为合适。
2.牛李党争的争夺反映了唐朝政治的不稳定
因为就两派争夺的焦点来看,两派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:一为科举制,牛党认为科举制是选拔官员的最好途径,李党则认为门荫等制度才是选拔官吏最好的方法;二为对待藩镇问题,牛党认为应该对藩镇采取妥协政策,李党则坚持用兵。以上问题的分歧,成为了两派的分水岭,进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。
关于牛李两党争论的焦点,我的看法是这样;其一,关于何种方式为选拔官吏最好的方法,唐朝政府是存在犹豫的,尤其是对待科举制的问题上。虽然早在隋代已经建立了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,但仍然存在门荫、举荐等其他选拔官吏的方法。唐朝建立后,继承了隋代的选官制度,同时也在摸索合适的选官制度。
整个唐朝,一直存在着选官制度的摇摆,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选官制度的不明确性,同时,唐代也是科举制成为主要官僚选拔制度的发展期。是否使用何种途径出身的官员,完全是由皇帝一人决定。因此,无论何种选官制度,是否能够选拔出唐朝中央需要的官员,唐朝中央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。这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探索之后才能确认,因此,科举制此时还尚不是唯一的选官方式。两种不同出身的官员,正是在唐朝中央选官制度的摇摆中,产生了政治观点的差异。
其二,对于藩镇问题的决策,实质上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力下降的事实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主要的矛盾,一个统一的帝国,一定是拥有强力中央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国家。但是安史之乱后,地方势力独大,唐朝中央已经失去了军权和财权,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辖制,唐朝中央成为了各个地方名义上的共主,但是在地方事务上,唐朝中央却无法干涉。
因此,在处理藩镇事务上,可将李党视作坚定的中央集权派,这一派主张恢复中央的权威,收回军权和财权;而牛党则看到了唐朝中央大权旁落的事实,认为应该从现实出发,对待藩镇应采取羁縻的态度,只要藩镇不公开反叛,就应该维持这种状态,这是维持唐朝继续统治的唯一途径。
3.牛李党争实际是唐朝中央集权衰落的造成的
牛李党争的发生背景是安史之乱后,这段时期,唐朝中央实力的下降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。而唐王朝在一些大政方针上,也是处于摇摆状态,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,往往每个皇帝继位后,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两派的人马,因此可以看到两派人马轮番受到重用,这就是唐朝中央没有稳定的政策所致。只能通过来回摇摆的方式,来进行无所谓的内耗。但就藩镇问题来看,宪宗曾努力消灭藩镇割据现象,也收复了淮西、魏博等镇,但是人到中年,事业未竟,便驾崩。此后这项问题,更多的皇帝只能束手无策。
唐代的朋党政治,尤其是牛李党争,不如说是唐代中央权力衰落的时候发生的,此后唐朝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,不复前期外扩的实力。而且,此时除了唐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外,还有皇权的衰落,宦官的崛起,甚至拥有生杀皇帝的大权,有座主之称,皇帝每日生死都难测,更不用说去解决地方的割据和其他的问题。朝中的政策转换,也是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和皇权的下坠而变换不定。
这点可以从唐朝前期的情况得到说明,唐朝前期中央权力空前强大,皇帝权威至上,大臣是皇帝的辅佐者和政策的执行者,随着安史之乱后,这种情况再也不复存在,因此,牛李党争这一特殊的朋党政治再度露头。
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,朋党政治发达的时候,往往就是国家衰落,皇权衰落的时候,这点东汉的党锢之祸,明代后期的东林党,都具有这个特点,因此牛李党争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,这点陈寅恪先生显然有些过高估计了。背后的因素没有那么多复杂,牛李党争就是特殊政治环境的朋党政治产物。这一大背景就是唐朝的中央集权已经瓦解,逐步走向解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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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:
1.(后晋)刘昫:《旧唐书》
2.(北宋)欧阳修:《朋党论》
3.陈寅恪: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
4.胡如雷:《唐代牛李党争研究》
5.王炎平:《牛李党争始因辨析》